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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歌在香港

2019-10-22 22:45:57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红歌在香港

核心提示:比如着名的黑鸟乐队,他们改编了《国际歌》,使它更符合《国际歌》原版的精神了:“把官僚极权彻底粉碎,我们要起来起来,不要说我们没有力量,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”。

1968年9月24日,香港九龙大角咀金山酒楼街景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前夕,女服工会在金山酒楼组织餐叙活动庆祝国庆,左派摄影师蒙敏生参加并拍摄了此次活动。

本文摘自《南都周刊》2011年第22期,作者:廖伟棠,原题:《红歌在香港》

如果看过诸如蒙敏生先生的摄影集《香港的另一面:一位摄影师眼中的六七十年代》,就会知道香港有过一个真正唱红歌的年代,那是香港传统左派最兴旺的六十年代。这是香港最复杂的历史话题,香港老左曾经为低下阶层发声抗争、对抗殖民统治,一度颇得民心,但随着他们对“文革”的盲目追随,最后甚至发动六七暴动滥放炸弹伤及无辜市民时,老左的民心顿失,暴动被殖民政府镇压下来,老左的理想主义也受到香港传统的实用主义否定,从此退出了历史的主舞台。香港左派自此大致分裂为二,一是固守亲中、配合总路线的一批,他们冒着被称为土共的嘲讽,“忍辱负重”到回归后终于重返政治舞台;另一批则与国际新左派思维结合,扎根基层社会运动,坚持对权贵的不合作态度,至今仍是民间的活跃力量。

在香港的老镜头中,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老左们红光满面引吭高歌的镜头,照片无声,但我们知道他们唱的不外乎《洪湖水浪打浪》、《东方红》、《公社是朵向阳花》等等,这些歌本来和香港一点关系都没有,维多利亚港不是洪湖,洋行也不是公社,可是因为这些歌本来脱胎于旋律优美的传统民歌,所以与老左血液里的草根美学呼应起来了,使得这些歌在六十年代的香港广泛传唱,连不知道共产主义的老百姓,或者刚刚开始反思殖民教育的中学生也朗朗上口。另一方面来说,这些富含中原旋律的歌曲,也成为了当年向往祖国的有志青年所能得到最感性的情感滋养—他们曾经发起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言运动,又发起“认祖关社”运动,也可以视作这么一种纯精神层面的乡愁的延续。革命的冲动最初往往来自美感,要不是那些传统红歌有那么优美的旋律,估计也不能感染那么多单纯的理想主义青年。

现在看来那是多么超现实的一景,身陷资本主义丛林里的无产阶级,只能通过《北京的金山上》的旋律来想象西藏、通过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的旋律来想象新疆,并且歌颂一个与己无关的救世主—虽然红歌也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。但当超现实延续,就变成了另一种美学。八十年代,朋克音乐来袭,香港的年轻左派无政府主义者们,用另一种方式改编革命歌曲,反击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反思传统左派的僵化和盲从。比如着名的黑鸟乐队,他们改编了《国际歌》,使它更符合《国际歌》原版的精神了:“把官僚极权彻底粉碎,我们要起来起来,不要说我们没有力量,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”。

与此同时,内地也流行起类似的摇滚改编传统革命歌曲,他们称之为“红色摇滚”,1992年结集出版的《红色摇滚》,这张侯牧仁和“现代人乐队”的神奇之作现在已经成为另类经典,当年以黑胶唱片和磁带流传到香港也成为很多摇滚青年的稀罕货。现在看来《红色摇滚》不算很摇滚,却以摇滚为幌子向一代摇滚青年传达了一种朴素的“革命情怀”,里面能听出理想主义的没落,也能听出九十年代初的反讽,甚至不合时宜者的绝望。

1994年,香港的摇滚中青年才正面被摇滚版的《国际歌》震撼,那就是着名的魔岩三杰与唐朝乐队的红演唱会,作为压轴出现的这支曲目足以令台下不少张学友装扮的白领窒息。老五的吉他一路摧枯拉朽地狂奔,丁武凄厉的长啸逆流而上,真正应了毛泽东“国际悲歌歌一曲,狂飙为我从天落”那“悲”的本义。这个版本的《国际歌》,直到今天香港的街头运动现场,仍然有愤怒中年叔叔手提录音机边走边播放边唱。

除了《国际歌》,在香港社会运动现场被重新唱起的还有《啊朋友再见》的意大利文和中文版,但更多的是自己创作的斗争歌—我们记得,革命歌曲或者红歌的最初面貌,就是鼓动受压迫者抗争的歌曲,这样来说,真正的红歌,就在香港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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